第三章：行为准则和以身作则

3.4矫枉过正就会弄巧反拙

     既然中国人讲究行为准则的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历代极力推崇最讲究行为准则的孔夫子为至圣先师和视儒家行为准则为经典，为什么时下的中国人偏偏却缺乏行为准则呢？毫无疑问，儒家的行为准则博大精深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而不能肯定的是繁琐的儒家传统行为准则执行起来是否切合实际？

     任何事物的实施都存在着正负面的影响，再好的东西，一旦不符合实际则负面影响将远远大过正面效果。

     一旦连饱读诗书的领导都不去遵守标准过高而且过于繁琐的行为准则，那么负面影响就远超正面影响了，这正是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现象。

     孙子说:“法制是标准、制度、官方沟通渠道，主要是要实用。”，孙子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标准，这包括行为准则。他特别强调标准等主要是要实用，不实用的标准不但没有用，而且是会产生反作用的，不可不察。

     1991年，我进入商界不久就被派去奥维尔和约克合资的工厂去准备接替老美总经理的职位。1980年代中期，这家工厂的第二把手带走一大批骨干去另起炉灶后，工厂从此就一蹶不振。约克公司看到本土人无法做好管理，于是就派了美国总经理来企图扭转局面。然而事与愿违，老美不但没有把工厂管好，反而是激化了劳资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因为老美把本该是简单的行为准则搞复杂了而且领导又不能以身作则。

     老美认为合资工厂的主要矛盾是工厂里头为数不少的印度籍职工会员工态度嚣张，于是就败坏了工厂的风气。为了对付这些害群之马，老美从隔壁工厂聘请一位印度籍的工会领导来主管人事部，以印制印。老美和人事主管制定了罚人的条规，其中包括上班打卡慢了一分钟也给予书面警告，累计两个书面警告就开除。人事主管的工作重点是搜集这些员工的错误，然后根据罚人的条规给予警告和开除，企图以强硬的手段铲除害群之马和镇压怀有抵触情绪的其他员工。简而言之，老美和人事部把行为准则的标准大幅提高了。

     到底员工们如何看待管理层呢？他们认为管理层是不准百姓点灯而只准州官放火；光是说迟打卡一分钟就处罚这一点，员工就不明白为什么干部们不需要遵守，特别是总经理经常是下午才来上班的，再早也是上午九点钟过后才到工厂。老美和行政主管的行为反差让员工觉得他们虚伪、奸诈而且在弄权！

     我问过老美为什么干部可以迟到的问题？老美的答案是干部晚上需要应酬。故不说工厂的客户只是五六家约克分公司，应酬简直是绝无仅有的，哪怕是应酬，这是和人事部无关的而人事部可以迟到正是员工所针对的。在员工心目中，因为他们是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可以迟到，还可以处罚别人，因为我们是员工所以应该被处罚。#p#副标题#e#

     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陈年积压的劳资矛盾呢？首先我阻止行政部继续执行罚人的条规，人事部主管十分惊讶，他告诉我说：“你没有商场经验，不知道这些职工会员工难搞，像你这样柔弱，一旦让他们爬到你头上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不理会人事部强烈的反应。

     我上任之前，人事部开除了五位员工，制造了五起劳动法庭诉讼案，结果是五起诉讼全都是员工胜诉。第一个胜诉的是工会主席库伦。在工厂接到法庭通知前的一周，人事部和集团董事经理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董事经理告诉我：“你无论如何必须不惜代价地阻止库伦回工厂上班，不然一旦这些印度员工得势，工厂就无法管理了！”

     董事经理和人事部一样，认为我没有商场经验，他们坚持无论如何不能让库伦回工厂来上班。我与董事经理双方坚持不下，最后我问董事经理：“库伦的去留到底是董事经理还是总经理的责任？”

     迟疑了许久，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是总经理的责任。”。

     董事经理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他：“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不但让工会主席回工厂，而且我让所有胜诉的员工全都回工厂来，不但如此，我还让员工找回一位因为不满管理层作风而辞职去当小贩的员工。

     同时，我把行为准则简化到领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标准操作程序，以及大伙负责任完成自身的任务而已。领导要如何以身作则呢？除了准时上班外，因为工厂业绩没有改善，我把个人年底的奖金全都通过郊游和幸运抽奖的方式变相地分发给了员工。

     第二年，员工便跟我合作无间了，特别是库伦，他主动地帮忙我督促员工认真工作。唯一不能与我合作的是人事部主管，于是我把他调到车间去当班组长，结果他离开了。然后他也把工厂告上工业法庭，这是我们工厂所发生的唯一员工败诉的工业诉讼案。

     这一年，工厂的业绩有了明显的改善。第三年，我到深圳创办深圳麦克维尔，约克合资厂由黄大为接班，黄把工厂管理成为约克全球管理得最有条理的工厂，庞然大物的空调箱竟然也搬上流水线作业。能为美国本土工厂所不能及的操作的，仍然是那群曾经被判了“死刑”的印度籍员工。

     为什么员工和老美对着干呢？因为他让人事部把本来是简单的行为准则复杂化，而且领导不能以身作则；这还不够，在领导本身行为反差极大的前提下，人事部还要严厉对付员工。#p#副标题#e#

     为什么我能轻松地解决掉劳资对立的陈年恶疾呢？那是因为我废除掉处罚员工的条规，还行为准则简单的原貌，而且我以身作则遵守这简单的行为准则。

     到底什么是行为准则简单的原貌呢？那就是按照标准程序操作而已。只有恢复行为准则简单的原貌，我们才能拥有平常心，于是就能平平常常，公公正正地操作。到底什么是平常心呢？就是不扭曲事物和正视事务的原本面貌而已。

     本来法制就是简单透明易行的标准操作程序而已。法制简单易懂，容易操作，领导以身作则去积极推动，法治的局面就出现了。这本来就是十分简单的事。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这么难实现呢？它难在领导思想的复杂，把本来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它难在领导层的傲慢与偏见。

     这就像是佛家所说的平常心，佛家说：“平常心是人们天生就拥有的，它就像是蓝天，是本来就存在的；蓝天的消失完全是因为人们的心态复杂了，人们的内心里出现了云彩，云彩把蓝天给遮盖了。云彩到底是什么呢？云彩就是复杂的心态，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贪婪、傲慢和偏见。”

     长话短说，把原本简单的事物复杂化了就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事情就做不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学，好老师把简单的概念简单地交待清楚，把复杂的概念清晰地分割成数个简单概念的组合；差的老师不能把复杂的概念说清楚；最差劲的老师把简单的概念复杂化，把学生搞得晕头转向和昏天暗地。

     孔夫子强调行为准则是正确的，然而他和大儒们总结周朝的礼仪，洋洋数万言，用这么大量的文字来概括简单的行为准则却嫌过于繁琐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把过于繁琐的礼教作为原本应该是简单的社会行为准则，那是矫枉过正，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儒家的这些超高标准是连饱读圣贤书的高官们大都阳奉阴违的。看黄仁宇所描述的《万历十五年》，可见一斑。

     明朝万历年间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算不上是盛世，但是无论如何还必须算作治世，甚至有些学者对当时宰相张居正和他所主持的政治都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样的一个治世，在史学大师黄仁宇笔下，除了怪人海瑞之外，从宰相张居正而下的大员们，不论是弄权贪腐还是明哲保身，没有一个不是对儒家的行为准则阴奉阳违的。

     翻开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真正能遵守儒家高标准行为准则的官僚难道不是和《万历十五年》中一样绝对是稀有的保护动物吗？儒生们十年寒窗苦读后，一旦科举考试上榜，当上了大官后典型的思想是要为十年寒窗所付出的代价索取回报。这难道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已经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原因吗？其实只要看看现在大学生毕业后的思维，即使不从史书中验证，应该也可见一斑。

     我刚从关公的故里运城回来，在解州关公的大铜像下关公的老乡闫总总结说：“关公之所以被吹捧为神那是应为他的忠是统治者所中意的，而他的义则是老百姓所喜欢的。”

     我曾考究关羽的生平事迹，正史的记载与《三国演义》的出入颇大。除了忠义之外，关羽的才华或智勇并没有罗贯中所描述得那么完美。例如，单刀赴会是虚构的，而在正史里，单刀赴会的其实是鲁肃而他所面对的竟然是关羽的大军呢？为什么中国人大都相信罗贯中侃大山所侃出来那关羽的完美形象呢？我认为闫总的总结一针见血。

     同样的道理，诸葛亮为什么被吹捧为中国人的智慧之神呢？《三国演义》里的神机妙算是虚构的不说，哪怕这是真的，这些小脑筋其实当然也不是大智慧。我认为诸葛亮被吹捧成为智慧之神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高风亮节，儒家鼓吹高风亮节的高标准道德，然而当真能在行为上达到这个高标准的儒生成为了稀有保护动物，顾名思义，诸葛亮、屈原、陆游、史可法等高风亮节的大员自然就被保护起来，于是自然而然就被标榜成为千古的典范了。这难道不也是海瑞和包拯世代受吹捧的原因吗？正是因为封建的社会太不公平，太不正义了，所以才有大力吹捧伸张正义的海青天和包青天需求。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论语》、《礼记》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为准则过于繁琐和不可行是明显的，哪怕是在孔夫子在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还是过于繁琐的，宴子就曾这样子批评过他，墨子在《非儒篇》和《非命篇》对儒家的批评就更为尖锐了。这应该是孔夫子周游列国应聘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因为历朝历代，长期以来，能遵守儒家行为准则的官员（或领导）并不多，所以虚伪就变成了旧礼教的代名词，这么一来，在中国人眼里，说得比做得漂亮的高标准行为准则就是领导行为反差的代名词。“行为反差是正常的”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年来一直都是司空见惯的人之常情，这是矫枉过正的后果。

     反看现代欧美社会，不存在很高的行为准则或道德标准，但是一些简单的行为准则，如在十字路口的礼让和排队买票等简单的行为准则却是大家理所当然都遵守的。显然，简单的行为准则要比高超的道德标准实用，于是更为可行。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一个简单的感恩节比洋洋数千言的《孝经》更有具体效果。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