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外儒内法是传统中国式管理的死穴

     我不是反对儒家、道家或佛家，恰恰相反，我一直在学习其中的智慧。如果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学问，除去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元素，我对儒家是没有意见的。然而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那么它就明显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对行为准则的要求过于繁琐，其次就是因为儒家没有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

     偏偏操作是具体的，儒生当了官就不得不具体操作，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儒生就自然而然地顺手拿来最容易上手的管理办法，这就是法家冷酷的家长式管理模式。于是这就造就了“外儒内法”的中国式管理。

     法家的学说到底是什么呢？世俗以为法家就是法治，这是荒天下之大谬！法家不但不是法治而且是最典型的专制。西方人的法治观念要比东方人清晰，法家的管理是领导随意制订奖惩条规来管理人民，西方人把这叫做“以法制人”（rule by law）；而民主法治是rule of law。一个介词的差异当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我对法家的学说并不认同，因为打从骨子里，法家“以法制人”的概念就是把人当着禽兽来管理，甚至是比对禽兽还不如呢？这话怎说呢？我看过训猴师操作，猴子做对了就给一粒花生米，驯兽师对猴子毕竟是赏多于罚，这难道不是要比法家对人民的苛政人道得多吗？

     我从根本上就对法家学说不认同，因为人最需要的是关心和尊重，这是管理的根本出发点。对员工根本就不关心和不尊重叫做冷感，冷感的人是没有资格当领导的。外儒内法的传统中国式管理正是隐藏着法家冷感的内涵，这是传统中国式管理的死穴！

     法家和儒家的本质差异更是公开的事实。法家认为人性本恶，而儒家则认为人性本善，儒家推崇仁政而法家主张苛政。儒家和法家从根本哲学上就是对立的，然而偏偏从汉朝中期到清末的二千年里，中国所实行的却是外儒内法这两个对立的学说所杂交出来的怪胎！这么一来不论是管理思想或行为都变得复杂不堪了。

     西方人批评中国人不文明，最常举的论证就是中国人的酷刑。这些酷刑不胜枚举：株连九族、五马分尸、凌迟处死、宫刑……都是惨无人道的。为什么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官员保留了两千年而且是惯用的手段呢？这难道不是外儒内法的物证吗？公堂上自古以来都讲究人证物证，人证有吗？历史上的酷吏，秦朝固然多，然而汉武帝独尊儒家以后，酷吏依然是多如过江之鲫。就拿汉武帝时代，就有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杜周等。

     其实从侧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样是能提出人证的。司马迁犯何大罪，无论如何他难道不只是一个讲仁义道德的文弱儒生吗？为什么要动用宫刑把他给阉了呢？这难道不是惨无人道吗？当大官的儒生讲的到底是什么仁义道德呢？从此，中国的官员讲的是仁义道德，执行的却是苛刻的法家专治手段，同时，官员们偏偏又没有什么管理水平，于是体制臃肿，放牛放羊，造成搞政治比解决问题多，奉迎拍马比做实事多，剥削百姓比服务人民多，行为反差比什么都多的恶劣局面。

     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到了现代，中国式管理干脆就从“外儒内法”转变成“外洋内法”了，这个时候，老板或领导干脆就连儒家仁义道德的外衣也剥掉，明打明的就是对员工极端的粗暴和冷感。这就是许多老板所谓的原始积累吧？前面的三来一补企业、我的行政经理和总务所推崇的都是典型外洋内法的管理模式；一些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不过伪装得比较高明的老板则是外儒内法的管理典型。我认为秦国的专制暴政以及秦朝的夭折是和法家的冷感和专制脱不开干系的。长话短说，这就是因为领导对人民的极端冷感和粗暴所积累的恶果。

     有人会争辩说：“你不能否定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富强吧？”

     我的回答是：“我不但不能否定而且还必须肯定商鞅变法中有许多有效的政治改革，如削减权贵的权力等。但是我还是不认同“以法制人”的专制体制，特别是对付人民的苛政。”

     宏观看，商鞅利用的法家苛政来变法，并不是唯一富国强兵的办法，改变现有体制的弊病并不一定要采取以法制人的专制苛政。比如管仲强齐，孙武和伍员强吴，范蠡和文种强越，都没有使用法家的体制或手段。

     外儒内法的管理模式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死穴，所以毫不例外的，偶尔出现的一个盛世，如贞观之治，领导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精兵简政。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从简化隋朝历法和减少官僚人数开始的。其实初唐的贞观之治在各方面与前汉的文景之治都是十分相似的，它们的管理模式更像是黄帝、尧舜和老子的所提倡的管理模式，所以文景之治也叫做“黄老之治”。

     我尝试举萧规曹随的典故来说明前汉管理体制的简单和宽松以及领导修道保法态度之鲜明：

     曹参接着萧何担任宰相，他全盘依照萧何和汉高祖所制定的体制操作。他选择官吏的标准是严谨木呐、忠厚老实而且年长的。直属的官吏，如有奉迎拍马欲求名声或慷慨激昂力进忠言的，他就立刻破口痛骂，不留颜面。碰到背景过硬而思想复杂的，曹参就请他们喝酒，直到把他们灌醉为止方才罢休，不让他们有进忠言的机会。

     看到有官员犯小错误，曹参总是帮忙他们掩盖，于是整个宰相府，终日无所事事，而管理都自然而然地继续按照萧何的体制持续操作。

     曹参的儿子曹窋是中大夫，汉惠帝叫他回家去私下劝告他父亲。曹参打了儿子二百大鞭，严肃地告诉他说：“你回去侍候皇上，国家哪里轮到你来管呢？”惠帝指责曹参说：“是我叫你儿子回去劝告你的！”曹参带着歉意地问：“皇上到底认为我的能力强还是萧何的能力强呢？”

     惠帝不加思考就回答：“当然是萧何的能力强！”曹参再问道：“皇上的能力和高祖相比如何呢？”惠帝回答：“我怎么能和高祖相比较呢？”

     曹参说：“高祖和萧何化了很大的力气精简秦法，法令好不容易制定好，而且已经非常顺畅地操作了，现在皇上安居宝座，我们都遵守法令，这难道不是很好吗？”

     惠帝无言以对。萧何的度量、明确的方针目标和既关心却又无为的操作，充分发挥了以领导的宽大和无为来达至整体人员能充分发挥的效果，这就是无为而治。它是前汉管理模式的标杆。这和外儒内法错综复杂的体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怪随后来临的就是文景盛世。#p#副标题#e#

4.5过分膨胀就扭曲，扭曲就失去平常心

     儒家思想确实是很有魅力和生命力的，特别是在人民普遍缺乏行为准则的时候，领导更会体会到儒家讲行为准则的魅力。应该是这个缘故，自从两千年前汉武帝独尊儒家后，除了在间断的短暂乱世中，儒家会没落，而兵家的具体方法就会被重视。然而随着天下统一，大乱之后，道德和社会秩序沦丧，帝王将相更是欲求大治，所以儒家思想的道德伦常更显得魅力十足。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是欲求大治的统治阶层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服务，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儒生，于是儒家思想就自然再度被独尊和夸大了。

     其实远的不需要看，只要看现代社会就再明显不过了。蒋介石当年就提倡儒家思想来抗衡共产主义；今天，中国还是到处设立孔子学院，应该是想以此来解决眼下中国人缺乏行为准则和信仰的弊病吧？

     我不反对儒家思想，但是我反对任何思想被过份膨胀或夸大。因为一旦这个现象出现，现实社会就变成了不现实的社会。不现实在于社会观被扭曲了。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就变成哈哈镜里的映像，它变成一个欠缺平常心的社会。一个扭曲和缺乏平常心的社会是罪恶和灾难的温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物极必反。

     董仲舒在儒家学说中参入阴阳家的元素，把儒家学说膨胀成为天地人合一的宇宙真理，这就是过分夸大儒家学说和扭曲事实的开始。汉武帝把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学说照单全收，独尊儒家，把四书五经和大儒们的学说看成概括天地间万物的真理，而排斥其他学说，这是把夸大儒家学说和扭曲现实变成正常化和普及化。

     扭曲现实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儒家学说成为中国读书人学习的绝对主体内容，也就是四书五经成为了读书人的必修和必考科目，而选修或可选考的其他科目的分量则微不足道。这么一来，因为儒家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于是成就了“外儒内法”的怪胎。再者，把过于繁琐的礼教作为行为准则，造成高层的行为反差和假道学的虚伪现象。孔夫子生长的年代离我们太远了，单凭文字记载实在不容易感受得到扭曲的现象，让我们看看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是一个我们依然十分熟悉的，因为膨胀而扭曲的社会。简单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准则成就了纪律严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然而解放后，到了六十年代，更复杂的理论就完全把它取代了。

     接着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化，整个社会就变成了哈哈镜里头的世界。然后就是领导升化成为特殊阶级，不需要以身作则了，连林彪儿子南京选妃子的封建行为竟然都可以发生呢？这就是社会缺乏平常心的恶劣后果。当社会被扭曲到普遍缺乏平常心了，灾难还有多远呢？十年大动乱的灾难就无需阐述了。

     从过度膨胀某个思想和人物导致社会扭曲的角度出发，把一种思想改为儒家思想，再把领袖人物改为至圣先师孔夫子，两者应该是极其相似的。另一个正在上演的闹剧是北朝鲜，只要把领袖或至圣先师孔夫子改成伟大领袖金正日，一切就变得十分熟悉了。

     北朝鲜当年过分夸大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功绩和能力，让北朝鲜成为最高领导世袭的社会主义国家，1974年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顺理成章地成为朝鲜最高领导。这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到底是理所当然还是扭曲的社会现象呢？四十年后冷眼看陈年旧事，这一切难道不像哈哈镜里扭曲的世界吗？如果不是四十年前的社会价值观造成社会的扭曲，北朝鲜今天是否会如此贫困呢？

     近来北朝鲜又有新闻，病容满脸的第二任伟大领袖金正日继续被选为国家领导人而他的小儿子和妹妹同时被选为大将。持续让北朝鲜延续扭曲而没有平常心的社会，北朝鲜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呢？这当真应验了老子的话：“圣贤不死大盗不止”。

    人非圣贤，把人抬高夸大或膨胀到成为圣贤就是扭曲了现实，如果这个扭曲的现实是影响面很大的，那么在这个很大的层面就会缺乏平常心，于是这圣贤就会造成比大盗更要命的灾害。无论如何，我横看竖看，旧看新看，左看右看，反正不管如何看法，我都无法看到金正日的伟大，最为接近的结论恐怕只能是尾大不掉而已。

     因为过分膨胀而扭曲出来的伟大就是尾大不掉，这应该就是圣贤不死大盗不止的含义吧？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同情北朝鲜的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