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行为准则和以身作则

3.1行为准则加以身作则是特效灵丹

     陈胜、吴广声势浩大却不成气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行为准则的“草莽”，也就是乌合之众。哪怕是科班出身楚霸王项羽，进了咸阳也火烧阿房宫，而且是“领导以身做贼”自己下令杀人放火的！项羽没有行为准则，不得民心，这是他失败收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看平民出身的刘邦，进入咸阳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什么是约法三章呢？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十个字而已，那就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简简单单的约法三章就是行为准则，这就让刘邦的军众体现出团队的作风，关键是军不扰民；而没有行为准则的项羽军众则表现出杀人放火的乌合之众的行径。这就是刘邦得天下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里头还有一个有机的因素是当领导的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它是激活行为准则的关键要素。那就是行为准则不是专门为军众或员工所制定的，当然更不是领导为了管理军众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是为整个团队所制定的，而首先领导必须以身作则！

     事实上，团队不只是包括领导，而是领导在团队中所占的比重肯定是最大的。其实只要不是白痴就肯定都能看到，员工在团队中的重要性就是跟他所领的薪水成正比的。因此，遵守行为准则的程度也应该是与薪水成正比的。长话短说，越高的领导越是要更主动地以身作则去遵守行为准则。行为准则结合以身作则是特效灵丹，这就是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和刘邦成功之处，也正是项羽和蒋介石的败笔。

     到底汉高祖和他的高管或将领如何以身作则去遵守他与咸阳父老所约定的“约法三章”我们没有必要去考究。为什么呢？因为两千年后，历史重演，那就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军众都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和“约法三章”异曲同工的。只要回顾这段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现代史，就可知一斑。

     从毛泽东和朱德开始，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项纪律八项注意”；反观国民党的官僚却贪污腐败，蒋介石到处有行宫，孔祥熙富可敌国，苛捐杂税，滥抽壮丁，国民党使得民不聊生。就是这么简单的行为准则让共产党的军众充分体现出“团队精神”，而国民党的军队虽然装备正规，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乌合之众”的行径。于是楚汉相争的历史又重演。

     以下就是共产党军众的行为准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光看三大纪律，就可知一斑，不用去读伟大的思想，不用去理解大块头理论，不用去看繁琐的规章制度，如果官员都能像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那样理解“行为准则从领导做起”的简单道理，只要还能遵守简单的三大纪律，“不拿群众一针线，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这年头该是怎么样的光景呢？

     如果企业老板和领导都能理解“行为准则从领导做起”的简单道理，而带着感恩的心态去正视员工所创造的价值，社会又会是怎么样的景象呢？我的估计肯定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说行为准则和领导以身作则是管理的特效灵丹。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p#副标题#e#

3.2中国人讲究行为准则的文化源远流长

     时下的中国人不太注重行为准则，开车争先恐后，排队随意插队，过马路无视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和扔烟蒂、垃圾，网络上发言随意放任等恶习不胜枚举。这应该是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字眼屡见不鲜，这也应该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的“野火集”一再引起极大反响的原因吧？

     为什么中国人不注重行为准则呢？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或中华文化不讲行为准则吗？答案是恰恰相反，中国人是行为准则最博大精深，最源远流长的民族。

     行为准则说得最多，最博大精深的首推至圣先师孔夫子。儒家哲学的主题是什么呢？礼教，礼教是什么呢？礼教的主体当然就是如何正确地做人，也就是行为准则了。如果中国人都能按照孔夫子、孟夫子、董夫子、朱夫子的教诲，遵守大儒们所教导的行为准则行事，那么中国人不但不会争先恐后或污染环境，而且还会变成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其实，假如中国人能够遵守孔夫子十分之一的教诲，那么中国立刻就会变成为父慈子孝、诚信礼让、舍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礼仪之邦。

     儒家的行为准则确实是博大的，光是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概括了许多的行为准则。审己以度人，行为还能差到哪里去呢？

     当真要追索中国人最早讲究行为准则的年代，肯定要比孔夫子还要早得多。孔夫子本人就曾经说过，他的学说并非创新，而是总结周朝的学说而已。这话是实在话，只要读读与孔夫子同时代的诸子百家，不讲仁义道德等行为准则的实在不多见。原因是再简单不过的，因为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周朝的文化。

     老子所流传的著作就叫《道德经》，《道德经》能不讲仁义道德吗？当然不能啦！举一个例子，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圣人没有固定的心态，以老百姓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我认为是善良的我善待他们，我认为是不善良的，我也一样善待他们。”，这难道不是仁义道德吗？

     当时与孔夫子齐名的教育家墨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但讲仁义道德而且还付诸于行动，四处奔波营救弱势群体。

     被世俗视为黩武的兵家是否有讲仁义道德呢？肯定有！孙子十三篇的第一篇就强调将军必须要具备“五德”，那就是智信仁勇严。信当然就是信义而仁就是仁爱。

     张良的老师黄石公的“素书”更是开门见山定义道德仁义礼，所不同的只是不像大儒们那样只讲仁义道德，只讲礼仪和做人而已。这是黄石公的原文：“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比较有趣的是黄石公所说的“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所讲的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便是连讲究大棒子文化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都认为为臣者要具有忠信仁义。

    周朝注重文化，讲究礼仪其实并非从孔夫子所敬仰的周公开始，而是周文王姬昌在殷商的牢狱里就已经开始的了。我甚至认为讲究行为准则和礼仪应该是从伏羲的年代就已经开始的了，所以说中华文化讲究礼仪的传统是绝对源远流长的。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这猜想恐怕要把部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搬下神台。无论如何，因为少一些玄学，而多一些实际，对中华民族应该是利多弊少的，所以只有冒大不韪而为之了。我认为文王写《易经》，所写的是行为准则或文化而不是什么博大精深的玄学。应该说文王之前的伏羲氏所写的《连山易》就是文化而已，而文王则是学习伏羲写文化来给他的子民制定行为准则。#p#副标题#e#

3.3《易经》是文化而不是玄学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反传统的猜想呢？这其实是工作中的体验。刚一进入商界就接触到松下幸之助的三十一则金石良言，当时就觉得这简朴的文化非常实用。

     二十年前到国内创办深圳麦克维尔，在宿舍后花园平常亭的柱子上我提了一幅对联“平生志要见中国人堂堂正正做人挺直腰身平等欧美，常日活但求当局这平平淡淡处事创造财富建设文明。”这就是我的志向。要落实这个志向，首先我必须编写员工行为准则或企业文化。

     当我着手编写企业文化的时候，我所遭遇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应该编写多少则文化才恰当以及要如何选择目录？我估计应该要写三五十则文化比较恰当，至于如何选择目录就茫无头绪了。接着我就想到了松下的三十一则或每日一则，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其实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到其他的目录了！于是我就编写了《麦克维尔三十一则》，然后就是后来的《天加三十一则》和现在的《平欧三十一则》等小册子。

     作为野蛮族群的文明领导，伏羲对编写文化的迫切感应该是要比我更为强烈的。接着他也和我一样必须面临选择目录的难题。当时应该还没有日历，于是他连编写三十一则或三十则的奢侈都没有，所以选择目录的问题可当真是无处寻找了。

     对于伏羲氏这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渔猎民族，与自然界的接触肯定要比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生活的现代人频繁得多。如果说伏羲在生活中成年累月地看到生物的弱肉强食，族群的盛衰，个人的生老病死，机遇的祸福无常，个性的刚柔善恶，自然界的月圆月缺，潮起潮落，阴晴变幻，黑夜白昼和四季冷暖的轮回等阴阳相生相克的现象，因而联想到以阴阳组成八卦来总结一些自然和社会关联的现象，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伏羲要寻找一个编写文化的目录，而八八六十四卦的目录或六十四则文化正好是适中的数量。

     纯粹从编写文化的角度来看，用六十四卦做目录来编写文化或行为准则应该是比松下所采用的三十一则要自然得多的。因为伏羲氏的《连山易》已失传，尝试进一步支持《易经》是文化的论点，我试举《周易》的片断来说明。

     举第一则的乾卦为例，六个都是阳爻，这相当于有机会顺畅发挥才华的人才。相对于自然界这相当于天；相对于动物界这相当于龙。我猜想乾卦就是周文王在这个基础上所编写出来的，人中之龙所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概括地说，人才应该把握大方向，坚守原则才会有利。这是我对“乾，元亨利贞”的理解。

     初九是学将有所成，这就像是天之将破晓，或是龙的潜伏期。在这个阶段，文王所编写的行为准则是“潜龙勿用”，也就是不要轻举妄动。

     九二是学有所成，这就像是清晨在田野间所看到的雾气，或像是“见龙于田”。在这个阶段，文王所编写的行为准则是“利见大人”，也就是接近有远大志向的人才有利。

     九三是初有小成，文王认为这个时候的心态应该是“君子终日乾乾，夕阳若厉无咎。”。不用之乎者也来说就是要终日勤勤奋奋地具体做好基本功，那么万一到头来遭遇不测也不至于蒙受大灾难。这个时候最为忌讳的是暴发户心态，傲慢和贪婪。

     现阶段的平欧就是处在九二和九三之间，所以利见大人。同时必须终日乾乾，也就是勤奋地做好基本功。简单地说，这就是把人员素质、市场和产品的提升都做精细。只要终日乾乾，哪怕日后市场萧条也不至于有灾难。

     九四是真正扬名立万了，这就像是云雾从田野上升到山涧。在这个阶段，文王所编写的行为准则是“或跃在渊，无咎。”。这就是说要像游龙一样跳跃在山涧之间，保持可上可下，攻守自如的灵活态势，这样才可以避免灾难。

     九五是成就如日中天，这就像是云雾升空，变成了在蓝天上翱翔的白云，或像龙飞在天。文王所编写的行为准则是“龙飞在天，利见大人。”。这就是说，在事业的巅峰更必须接近胸怀大志的人。我的理解是得意最怕忘形，忘形则傲慢，唯有接近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坚持正确的方针目标，于是就能保持虚怀若谷。成大事的人要有气概但是不能有气焰，这个时候最忌讳的是接近奉迎拍马而没有远大志向的小人，他们将助长你的气焰和傲慢。

     上九是成就过了巅峰期，这就像是午后白云继续升高，超过了巅峰，高处不胜寒，白云开始堆积成乌云了。文王认为在这个阶段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亢龙有晦”。这也就是说像过了巅峰期的苍龙一样，应该要懂得收敛，不然就会乌云满天。

     用九群龙无首，吉。上九是乾卦的最后一爻，所以用九已经是在六爻之外了。这个时候，越过了巅峰的当事者应该退位让贤，这就是群龙无首。功成身退而不当终身领导是吉祥的。

     天地尚且不可长存，上去的就必须下来，任何思想也不是万古长存的真理，这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或六祖慧能不传文字应该是异曲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