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世与求学之路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宽麟早年留学美国，是我国第一代建筑结构设计工程师，从1920年起的三十年间在天津、北京、沈阳、上海、无锡、南京和华东众多城市都曾因完成很多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结构设计而成为著名的建筑结构设计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教育家，从1932年至1952年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工学院主任、教务委员会主任，直至1952年教育部主持的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后来他被北京市设计院（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身）聘为总工程师。　　

　　我父亲给我的影响很大，不仅在遗传基因方面我亦偏爱数理化与工科，而且在待人处事和设计理念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作为父亲，他对子女们采取轻松式教育，只重身教，不言教。所以子女们在成长岁月中都过得很快活。父母亲给予了我们一个温馨的家。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他的爱国精神，在学生及工程界下属中竭力传授节约材料、资源、节约人力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为人方面与人为善，抵制作假、欺骗、虚伪、溜须拍马等等丑恶行径。他酷爱他的得意学生们，却完全不懂的理财，也不储蓄。他做人的格言是“少说多做”，而且回避政治。他的很多人生哲学理念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们子女们。
　　
　　由于他与母亲结婚时已经34岁，生我时他已经36岁，因而希望我能早点出道。在此思想指导下。1938年我11岁小学毕业，13岁初中毕业（跳了一级），15岁高中毕业，18岁大学毕业。后者是因为在抗战期间，圣约翰大学领导认为学生们暑假的三个月中什么也干不了，与其白白浪费时间，不如索性利用这3个月，将一个学期的课程浓缩进去形成一年间由两个学期变为三个学期。由此原来四年学制中八个学期不变，但只需要不到三年便完成了。
　　
　　我步出大学时正值1945年抗战结束。次年上半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自费留学生考试，如考试及格就可以办理出国护照。当时我和5个同班同学参加了自费出国考试，全及格了。1947年8月六人同船前去美国上学。
　　
　　我们原来都是土木系的，到美国既可继续读土木系硕士生，也可以转系。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给我建议，说国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已经有很多人才，而暖气、卫生和空调工程师还是很缺人。所以我和另二位同学选择转为机械工程系，插班大学三年级。
　　
　　美国大学的机械工程系其实是个“大杂烩”，专业课程包括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水力学、内燃机原理、蒸汽热力站、冶金学等，基本上属于专业基础课。至于更深一些的理论，则放在研究生阶段或实习阶段解决。这种理念和前苏联的大学中的教学大纲有很大区别。前苏联的大学据说是设“暖气通风”专业的。
　　
　　我个人对暖通这个专业和室内给排水专业有兴趣，因为它比结构专业“显形”。结构专业涉及安全问题，在实际设计中需有个安全系数。一般情况下，难以从建成的外表显现出有多大安全系数。而设备专业（暖通、给排水）则不同，一旦投入使用后便显现设计的正确与否，有趣也便于总结提高。
　　
　　我在美国留学四年，前两年从国民政府购得“官价外汇”，1949年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时国民政府已垮台了。我到纽约找了个实习的设计事务所，晚上到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1951年获硕士学位。
　　
　　我的回国有个“因祸得福”的过程。当年在中国留学生中，明显的可见有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一派倾向于国民党，另一派倾向于共产党。我对“国民党派”的“官二代”和少爷小姐们看不上眼，1948年参加了亲共产党组织的夏令营。我听到他们介绍的解放区状况等，觉得很新鲜，很有意思。这一年还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原著，给我十分清新的感觉。1949年到纽约后，有机会遇到更多进步中国同学，参加更多联谊活动。其实这些都是中国留学生之间的普通联谊活动，和美国当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美国的司法部和移民局当局在1950年起在麦卡锡反动议员鼓吹的“反共风波”下开始把刚解放的新中国列入“敌对国家”中，继而对有“亲共嫌疑”的中国留学生施加压力。他们的手法一是乘申请签证延期之机传訉中国留学生，甚至加以拘留；二是给中国留学生的聚会等活动制造障碍甚至下禁令；三是勒令限期离境。
　　
　　1950年末我收到移民局的传訉，虽然问不出个所以然，但还是有联邦调查局的武装人员来我住处进行搜查，并且随后由移民局来函勒令我在1951年6月下旬离境。好在此时学业刚结束，我也不必逗留了。
　　
　　殊不知， 我的离境是“ 因祸得福”，因为美国政府政策多变。其政府中的一派人认为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居留美国对美国不利，应该驱逐。另一派人却认为这些中国留学生如果学的是理工医农等专业，回到中国等于帮了共产党，反而对美国不利，因而应该扣住，不让离境。前一派人当政时我被驱出美国，而三个月后的九月份另一派人当政了，便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境了。我的五个同船同学结果全被扣下，成为“被难民”。
　　
　　回想我在美国的四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获得了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其次，我也开阔了眼界，不仅亲眼目睹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和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亲身体会到表面上标榜“ 自由”“民主”的背后还有一副蛮横霸道的面孔。美国的种族歧视尽管不能放到桌面上来, 但还是相当严重的。
　　
　　我为“因祸得福”而感到庆幸。假如当年的我被禁止离境而滞留他乡，被迫当个“二等公民”，我一定会十分沮丧。#p#副标题#e#　　
　　早期工程设计实践
　　
　　回到国内时父亲已经接受北京市的邀请，而且所设计的第一个工程和平宾馆（原名联合饭店）已经开工打地基了。而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把手”职位亦即将卸任，土木系即将并入同济大学。请他来北京的单位是公私合营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属北京市商业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尔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和平宾馆为该公司利用私人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项目。找到我父亲后又找到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杨廷宝先生。“二杨”是原基泰工程事务所的老搭档，经过几十年的合作一贯十分默契。这时在兴业公司旗下成立了“设计部”。　　

　　解放初期的北京楼房很少。长安街上有十层以下的旧北京饭店；东交民巷、前门和西交民巷有很多家银行加邮局，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四五层楼房。兴业公司此时打算建造一幢七、八层的旅馆建筑，这在北京的建筑界是相当轰动的消息。我由父亲接纳到设计部工作，开始熟悉一下和平宾馆的暖气卫生工程设计图纸（那时已由陆南熙工程设计事务所完成）。和平宾馆工程于1952年建成并成功投入使用。
　　
　　到1953年北京市商业局又将“王府井百货大楼”工程委托兴业公司设计部负责设计。我父亲和杨廷宝先生负责建筑和结构设计，而属于设备专业的供暖、卫生与空调设计便交我负责。当时我们设备组另有二位成员协助绘图。我那时26岁，遇上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个“大家伙”，不免有点胆怯，不怕供暖或卫生部分，只是空调部分有点棘手。心中最没底的是约一万平米的三层百货商场中的顾客密度如何估计的问题，因为其人体散热量在冷负荷计算中可能是主要部分，其次是灯的散热量。冷负荷的另一块—新风形成的显热量和潜热量同样也取决于顾客的计算密度。所有这些确定后才能算出全空气系统的空调送风量，才能决定设置几台空调机组以及分设几个空调机房。我在国内、外的资料中都没有找到顾客密度方面的参考值。　　

　　于是我去请教陆南熙工程师，他比我年长十多岁，来自上海，很有经验。他没有帮我计算，但凭他的经验，建议我为总面积约一万平米的商场设置四个空调机房，在建筑的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西北角各设一个。遗憾的是兴业设计部的建筑师最终没有同意给设备专业四个空调机房，只同意在西南角和西北角设两个机房，我没有再坚持，就按当时最大型号的离心风机设置了两套淋水室。冷媒是另一难题，当时没有适用的氟利昂压缩机组，氨系统又不适于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唯一可用的是深井水或自来水，但水温13~14℃偏高，可是没有其他选择，也只能将就了。整个百货大楼在1955年竣工后我到现场观察，看到顾客密度真大，心想空调效果肯定不会理想。好在那个年代的人们， 对于空调温度几乎没有要求，能有点凉的新鲜空气送入，就已经很满足了。真没人来责问我：怎么空调效果那么差。这工程竣工至今已57年，除结构部分基本未变，建筑装修以及空调和照明，均已几度更新。原来的模样已经没有多少踪迹。但是自己回想起来，这段经历还是难以忘怀。
　　
　　就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兴建在当年的北京建筑界继和平宾馆建成之后又一次引起关注之时，兴业公司设计部接待了来访的北京市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同志。他是代表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设计院院长李公侠同志来商谈请兴业公司设计部的原班人马合并到设计院，条件从优。我父亲认为既然北京市政府的领导如此看得起我们这十多个人的设计部，而且给予优待，便同意了。不久我们就到复兴门外的新办公楼和新成立的第五设计室。我任设备组组长，另外增配六、七位技术员绘图员，设备组（包括我在内）共十人。#p#副标题#e#　　
　　在北京市设计院的三十多年
　　
　　从1 9 5 5 年初起的三年里我在第五设计室领着全组人员配合4个建筑组、2个结构组和1个电气组做工程设计。工程任务数量多，设计周期短，全组人员忙得不亦乐乎。其实各个设计室都一样，加班是常事，以致设计院的五层大楼被周边群众誉为“水晶宫”，因为每天晚间依然灯火明亮，直到很晚。
　　
　　我来设计院后的第一感觉是人才太缺乏了。我们设备组虽说是全室人员最多的一个组，但除我的9人中就有3位是刚出中学校门的初中毕业生。他们有学习积极性，但水平有限，画图、计算都需从头学起。其余的六位（ 包括副组长） 亦仅具高中肄业程度，大部分有一至三年的设计绘图经历，就是组里的骨干力量了。全院的各室设备组和我们的情况近似， 从1955年起每年有数名北京建筑工程学校（北京建工学院前身）毕业生分配来我院，都是抢着要的“宝贝”，直至1958年才争取到第一位暖通专业大学毕业生郭慧琴被分配到设计院。
　　
　　除了担任第五室设备组长，我院设置一个技术委员会，技委会下面设四个专业会。设备专业会的负责人是张镈总建筑师，我是该专业会的一名成员。张总虽然主要是建筑师，但对设备专业一贯重视，所以专业会所有成员都拥护院长的这项任命。
　　
　　1 9 5 5 年， 院里曾先后聘请王锦云、张墨林两位老工程师为顾问工程师。各室设备组长及技术骨干亦有机会去听建筑学会组织的王兆霖老师的采暖讲座以及谢宁老师的采暖讲课，提高业务知识。
　　
　　当年， 沈勃院长每周召集一次全院所有人员参加的例会。在1955年的一次例会上，他针对很多用户反映的“暖气效果不佳、冬季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给设备专业会、更点了我的名，给我们下的任务是通过观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那时不仅是北京市设计院，我国的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的各设计院都在建筑学会的大会上提出供暖热负荷的计算方法问题需要解决。解放初期北京市建造的民用建筑数量最多，因此使用效果反映回来也最快。据说我院1952~1953年设计的住宅中，供暖热负荷计算学习苏联是按糊窗缝考虑，不计冷风渗透形成的热负荷。建成后设计人员被住户找去。被问责时，设计人员答复住户应该糊窗缝。住户反问窗缝如此宽，浆糊结冰，设计人员能糊缝示范否？这反映出国情不同，照搬苏联方法根本行不通。
　　
　　我接受院长下达的任务，又在建筑学会上受到同行工程师们、特别是建筑科学研究院汪善国先生的指引，在1961~1963年的冬季组织了由我院牵头的冬季观测工作。虽然我们的仪表简陋，但是我们的工程优势（可选性高）和人力优势（人多）充分弥补了精度方面的劣势。在北京工业设计院和邮电设计院的协助下，通过对五幢建筑的观测取得了十分满意的结果（另有文章表述）。我相信，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北京市设计院的设计中贯彻了，也在三北地区各设计院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它也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我个人为能有机会付出微薄力量感到欣慰。
　　
　　1958年北京市设计院接到了国庆工程任务，十项工程中大部分交给了我院负责设计。我被国庆工程办公室聘为国庆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采暖通风专门委员会委员之一。院领导让我担任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空调指导和人大会堂审图。限于当年的设备与材料条件与时间限制，按期能投入使用就是胜利。但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这两项国庆工程，都存在不少遗憾。
　　
　　1960~1965年，我被调到技术科从事全院性的设备专业指导和培训教育两项工作。前一项包含制定统一技术措施、绘图统一规定和编制施工标准图册， 其中制定统一技术措施是重点， 因为它指导着每一项工程的设计和计算方法， 关系到设计的方案正确与否、效果的好坏， 也关系到工程的造价。编制施工标准图册的目的是减少绘图中的重复劳动和统一细部做法，由我院与北京市建工局于1964~1965年合作编制了第一版。
　　
　　院领导决定：为了提高我院设备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从1962年起办若干期脱产培训班，由技术科牵头，每期约30人，历时3~4个月，教员由郭慧琴、陈大耆这2位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和我三人担任，课程有水力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泵与通风机、采暖工程等，第一期结束后各方反映甚好，因此连续办了三期。
　　
　　1 9 6 0 年我院接到国家体育局委托的一项建造乒乓球比赛馆的设计任务，目的是为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使用。建筑、结构设计师准备采用圆形悬索结构屋盖（直径94m，类似于一个大型自行车车轮），下有可容纳15000名观众的座席。第三设计室的设备组向我反映遇到空调方案上的一项难题，就是观众大厅的送风方式。设备组在方案讨论会上提出顶送风方式，但结构设计师坚决不让其结构悬索承受送风管的重量。我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倒是有一个，就是采取从周边的众多喷口侧向送风，但国内尚未见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个方案很快被采纳，成为国内首创，只是喷口的制作全靠手工， 难以要求太高的精度。后来的实际使用效果总体不错，只是这种侧送风方式对高标准乒乓球比赛尚有个缺陷，就是场地的微风速度难以保证百分百低于0.2m/s，从而对乒乓球的飞迹可能产生一定影响。这是设计阶段未能预料的。
　　
　　那个年代中材料物资设备匮乏是很大的困难，比如供暖锅炉基本上用片式铸铁锅炉，不但品种少、容量小，而且常出现破裂漏水问题。其次，燃料也缺乏，一度仅有无烟煤供应，不仅燃点高，而且发热值低。这些都是设计人员难以控制的客观困难。
　　
　　1965年国家建委给我院下达了一项任务，就是编制国家标准图T704《非金属空调器》图集，以解决当年的需要。我院交我负责，由陈孝华同志具体绘制，后来圆满完成。
　　
　　1 9 6 6 年初我有幸被院领导指定担任首都体育馆工程的设备专业负责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美国的反动势力把握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导地位，排挤我国体育健儿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此，我国政府计划召开和国际奥联唱对台戏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对该体育馆的功能要求为：开18000人的大会，乒乓球比赛、体操比赛和冰球比赛。
　　
　　对于前三项功能，我觉得不难，但人工冰场国内还没有。要进行设计，必须从头学起。好在院领导当时就为设备专业调来强大的力量，包括对制冷有经验的郭慧琴等共8人。
　　
　　我们首先邀请了在京的、对制冷有专长的专家、工程师们开会研究冰场冷媒问题。那时大型氟利昂压缩机组国内不过关，也不可能进口，所以完全不予考虑。用氨压缩机是肯定的，而且它在国内各大型冷藏库都已正常使用，只是其机房宜设于距公共场所一定安全距离之外。至于输入冰场地面排管中的冷媒可有两种选择：氨液或盐水。专家讨论会上对此研究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倾向于盐水，因为它安全，少数人则倾向于用氨液，其理由是冰面温度均匀、效果好，而且节省电量， 因为氨泵功率及体型均甚小，而盐水泵功率很大，体型庞大，还有腐蚀性。#p#副标题#e#　　
　　我们没有很快做出选择，而是先做一下调研和比较。一是与我院前些年设计的西郊冷藏库联系，请他们提供一块可做模拟实验的场地并提供冷媒，二是和将来的施工单位北京市设备安装公司联系加工和安装模拟冰场的排管。该模拟排管一半将通氨液，另一半将通盐水做试验。三是趁天气未暖，在1966年3月份去哈尔滨考察室外冰场并去哈工大请教徐邦裕教授。四是核算两种冷媒的详细技术经济比较。
　　
　　鉴于初步调研的结果表明北京市设备安装公司的钢管焊接技术确实可以保证冰场下埋设的排管不漏，而且氨液在排管内直接蒸发系统与盐水系统相比不仅投资省，而且经常费降低很多，我们设计组决定采用氨直接蒸发系统。尽管有人对我发出“善意”警告，说万一冰场漏氨造成观众踩踏事件，后果谁负责？我们认为节约投资和节约经常性耗电量，达到更好的效果（ 冰面温度均匀） 是我们的责任。输氨管道进入体育馆之后所有氨阀均设于场地西侧的排管调节站内，而该调节站既宽绰又有较大的机械排风机，况且排管内压力仅2个大气压，并非高压系统。即使有个“万一”状况，有少量泄露，亦不致引起恐慌。后来的实践证明冰场从试运行起，一切运行正常，冰面温度均匀，效果令运动员及管理人员满意。
　　
　　此外， 首都体育馆的空调系统运行也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同行朋友的建议下，我们采取措施，使得观众大厅既可按侧送风运行，也可按顶棚的条缝送风运行。前者的优点是其冷负荷比后者减少屋顶的太阳辐射热部分，所以观众厅会更为舒适。后者的优点是场地内的风速可以保证低于0.2m/s，也就是完全可以满足高标准乒乓球比赛的风速要求。因此，在一般使用情况下，就按侧送风运行，而遇到国际乒乓球比赛，可方便地转换成顶送风运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设想是正确可行的。在体育馆设备专业设计组全体成员的密切合作下，这个工程于1968年一次运行就取得成功，基本上没有留下遗憾。该工程获得1977年北京科学技术重要成果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表扬。
　　
　　在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很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受到冲击。我有幸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张，也未被触及。究其原因，除运气好之外，我猜想可能是我在美国的那段经历多少带点“粉红色调”，而不是亲国民党的“黑色调”。再者，父亲教育我的“远离政治”和“少说话、多干事”以及我本人的不善讲话和低调做人都帮了大忙。我很庆幸。
　　
　　1979年至1982年间我又干起供暖观测了，与上次不同的主要是这次要解决高层建筑的热压问题，这在设计计算中有此迫切需要。记得当时建设部标准设计所的西亚庚总工和部设计院的李娥飞总工都曾来我院一起讨论过观测的方案。北京市设计院虽说水平不高，但在人力上还是充足的，所以愿意也有条件担负这项研究。经过此期间的两个冬季对四幢民用建筑的观测，得出了住宅类建筑与办公楼类建筑的热压系数。据我所知，用实测的方法求得高层建筑的热压系数，在国内过去还没有过。国家规范后来也采纳了这些系数。我为有幸负责完成此项工作十分欣慰。
　　
　　1 9 8 3 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单寄平工程师来我院，要求我院作为协作单位参加他主持的《建筑物冷热负荷设计计算新方法》研究项目。我明白他找我院的原因是我们过去经手的工程项目多，选定了项目后与甲方单位商量测定事项也比较容易。我认为此项目的研究目的很明确，将来得出比过去更准确、更科学的计算方法是利国利民的事情，我们自应全力支持。这项研究我院没有条件当主角当红花，但当配角当绿叶同样是我们的光荣义务。在向领导汇报之后，我们作为协作单位参加了该研究项目，帮助他们选工程项目、与甲方商量合作事宜等等，建研院的同行感到十分满意。后来这项研究获得“1985年国家级科学进步奖”。
　　
　　1984年，建设部设计局张钦楠局长找我，谈我国民用建筑节能的事。我以前一直深知我国民用建筑耗能严重，但国家体制中为建房出钱的是财政部门，但经常能耗费用的节省又和财政部门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为加强保温所需的钱财政部门不愿掏，这是加强建筑节能的一大难题。张局长找我是想在北京市的住宅建筑设计中做个技术方面的探索，其他的事放到下一步再说。我觉得这个思路好，既然有建设部设计局出面，节能的事将来就有希望。我找两个工程做试点不难，每处在一个单元的住宅楼里，外墙加点内保温，单层钢窗改双层玻璃的单层窗，屋顶上加厚点保温。设计局为所增加的保温花一点钱，计算的节能量可达30%。事情就这样进行了。一年之后的冬天，试点单位都反映说节能建筑供暖效果太好了，单位里的职工普遍要求迁入节能建筑。
　　
　　试点成功之后，建设部设计局开始拟定《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第一期的目标是节能30%，要求自1986年3月在全国执行，并希望北京市在全国起带头作用。通过北京市建委，下达我院的任务是起草《北京地区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实施细则》。我院让我具体负责此事。随后的几年中，北京市和我院便在建设部指导下一步一步地向深度推行建筑节能工作，第二期的节能指标是节能50%，至今已经推行到第三期了，民用建筑的节能指标是65%。我虽已退休而无缘第二期第三期，但从内心里深为我国的建筑节能事业的进展感到高兴。顺便提一句，我当年所起草的《北京地区实施细则》曾获得我院1988年优秀科研业务建设一等奖。
　　
　　1986年北京市设计院接到为1990年亚运会使用的北郊奥林匹克中心和亚运村的设计任务。院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配合总甲方为该总建筑面积163万m2的亚运会工程制订供热供冷的规划加上奥林匹克中心场馆的本专业技术指导。参与研讨与比较的除总甲方和我院外，还有在京很多部设计院的供热、供冷专家以及公用局和环保局等。根据我所估算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员村、东小区和南小区四个地块的供暖负荷、生活热水负荷、生活用蒸汽负荷及空调制冷负荷，上述专家们和职能部门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对可供选择的多种能源和供热设备、供冷设备发表各自的见解。总的来说，可供选择的能源有煤、煤气和电；可供选择的供热设备如不考虑分散设置的话，有蒸汽锅炉和高温水锅炉；供热工质也随之可为高压蒸汽或高温热水；可供选择的供冷设备有电动离心式制冷机组和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制冷站则有集中设置与分散设置两种方式的选择。
　　
　　根据我所做的多种方案的优缺点比较并经过广泛讨论，总甲方决定采用燃煤为能源的蒸发量35T/h的高压蒸汽锅炉与供热设备，供热工质采用高压蒸汽；供冷设备采用双效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组，制冷站分散设置。以上供热锅炉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也可以改用天然气为能源。该方案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供热锅炉房为全年候运行，夏天为空调的需要同样会保持相当于冬天供暖蒸汽负荷的30%到40%，有利于常年的运行管理。
　　
　　在供热、供冷规划确定之后，四个地块上的各幢建筑和各个热交换站、制冷站以及外管线的设计就按部就班地进行了。除了一项供热厂由总甲方另委托设计外，其余部分均交给我院负责设计。设备专业部分亦就由我进行指导。坦白的说，这项设计任务十分繁重，对我专业来说尤其有点重不胜负。结果，果然问题出现了。
　　
　　第七设计室的室主任找我诉说：由于其设备组的人力实在紧张和设备组长的错误估计，将东小区热交换站的设计任务交给了一位给排水专业背景的刘某来做，而刘某小看了热交换站的复杂性，也没有向熟悉供热的同事虚心请教，竟不求甚解的草草出图了。
　　
　　此时， 已经到了施工的结尾阶段，施工单位对设计的反应强烈。出现的主要设计问题有：1、以余压回水方式代替了原来已确定的机力回水方式；2、在各汽水热交换前的蒸汽管上漏设减压器；3、大量凝水的二次蒸汽没有被利用，形成浪费且有碍观瞻；4、高温水的循环水泵的技术要求中未注明工作温度100℃，以致实际安装后不能正常使用；5、热交换站内过分拥挤而无法操作，不得不在其三层上增加150m2的机房面积。
　　
　　虽然这些问题随后通过洽商修改逐一获得解决，但在一个热交换站中竟然出现那么多问题，反映出我院在用人上、在技术指导上、在设计审核上都存在问题，我亦为未能预见隐患和及时补救而感到愧疚。
　　
　　在奥体中心的游泳馆设计的方案讨论会上，有多个专业的总工参加指导。我从建筑设计人的介绍中得知游泳馆顶棚的设计意图是屋顶保温层设于吊顶上，吊顶板之上为抛物线形状的金属防雨屋顶板。设置该室内吊顶的主要目的是遮掩钢屋架，顺带着就将屋顶保温的问题解决了。对于游泳馆内设此吊顶的做法，在场的众建筑师们没有提出异议。我从建筑热工的角度分析，认为存在很大后患。
　　
　　游泳馆内温度高是肯定的，而在冬季吊顶空间内的温度会很低，因为屋顶保温层设于吊顶上而非金属防雨顶板上。从构造上，吊顶并非密封的整体，而是一块块拼装的，必然有并不严密的众多缝隙，所以室内的水蒸气必然要通过缝隙进入吊顶空间。水蒸气接触到低温下的钢屋架和金属顶板就要凝成水滴，然后大量滴到吊顶上，侵入松散的保温层，不仅影响其保温效果，而且会回滴到下面的观众席和整个大厅。这样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我的分析下，建筑设计人改变了顶棚方案，取消设吊顶的思路，并将保温层贴到抛物线形状的金属防雨屋顶板上。这样做就消除了隐患，而且露出了钢屋架。其实，不仅不影响美观，反而更壮观了。这也算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我1987年从设计院正式退休后又被回聘期间，技术室给我一项草拟《通风空调设计的若干规定》的任务，因为设计院的设备专业，从院成立至此时还没有通风空调方面的统一技术措施或规定。我草拟的这个文件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不够详尽，但作为这方面的第一稿，在院内暂行了十年，直至1998年的修编后的设计技术措施编制发行后废除，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在担任回聘的院副总工程师期间，为了发挥余热，我在1988年到1998年期间又受聘到设计院旗下的永茂建筑设计第二事务所担任设备专业总工， 又重新回到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在永茂的十多年中最值得记忆的是“东环广场”工程，也是我的“收关”之作。不仅是因为它比较大和内容多，而且因为我为他的两幢办公楼“量身定做”地开发了一项空调节能产品，称“多分区空调器”。其主要优点是：1、以自动调节的方式使大空间中的内区与外区，尽管冷负荷有逐时的变化，却能保持室内温度平衡；2、采用全空气系统，从而避免吊顶内设风机排管所造成的维修工作及漏水隐患。其缺点是：1、由于它属于比风机盘管系统高一个档次的系统，造价略高；2、吊顶内的风管需加大一些（约大于200~300mm），很多建筑师不愿接受标准楼层的增高。
　　
　　除东环广场外，另外也有若干工程采用了多分区空调系统，都对效果表示满意。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上一般投资方对造价的多少比节能多少更为重视，而节能量并不是从表面上就能看得到的。
　　
　　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步入老年。回首审视过去的几十年人生，不敢说有过多少成就，不敢说有多少贡献，但是在那人才奇缺的年代中，有机会负担起交给我的一些任务，是我的荣幸； 有可欣慰的， 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总之，也许尚可称“站好了自己的岗位，为社会留下了点印迹”。